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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

评论员刘一田

时间:2016/2/6 18:55:20  作者:未知  来源:时代中国  查看:711  评论:0
评论员刘一田
 
    刘一田,字孚峂筱擎,号昀頔居士,大学本科学历,编审、教授、资深记者,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传记文学及学朮专著等多部,部分作品入选《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多种选本,曾任河南法制报社综合部主任、中华建筑报社驻贵州省记者站站长,现为报刊文字特约评论员。曾著作有《为人处世宝典》一书,该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解读拿反腐说三道四的人笔者真对这些论调加以辨析澄清
     ——我党必须高度重视严厉打击一批错误言论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
特约评论员:刘一田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调。别有用心的人说: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让干部不作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反腐是权力斗争,反腐应当缓缓手,等等。这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有一定迷惑性,容易误导受众,有必要正本清源,激浊扬清。近两年来,处于结构调整期的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增长指标数字降低。社会上便有人硬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认为都是反腐闹的。有的说反腐败再这样无休止地查下去,会打击面过大,搞得人人自危,导致消费萎缩,影响经济发展;有的说反腐败会让干部变得缩手缩脚、明哲保身,为官不为,不愿干事了,等等。这些观点的存在,或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了解,或是对反腐败面临严峻复杂形势的认识不深刻。确实,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面临优化升级,经济结构需要深度调整,出现结构调整阵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但这只是一种我们需要正确面对的经济新常态。况且,看中国经济,不能仅局限于国内,应放在世界经济大背景下去看。7.4%的增长速度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给人以希望的数字,被国际舆论称为“最重要的经济数据”。
  近期的反腐行动以摧枯拉朽之势令不少行业在风中凌乱:打击赠送节礼,高档粽子月饼礼盒销量下降,环保实用取代奢华浪费;严管公款吃喝,高档酒水食材价格跳水,“高大上”的大闸蟹屈尊摆到寻常百姓餐桌;控制会务支出,星级酒店“弃星”,会务公司破产,回归节约型社会本色…廉风压倒歪风、正气驱散邪气,新常态下,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然初见雏形。然而,一些人只看到“腐败经济”的虚假繁荣,“崽花爷钱不心疼”,养成大手大脚花公家钱的恶习, 却忽视了腐败毒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巨大阻力;只看到腐败助推下局部经济领域泛起的泡沫,却忽视了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公正廉洁社会环境,到现在仍幻想着在经济新常态下,继续潇潇洒洒,接着过优哉游哉的日子。对此,我们必须扛起正风肃纪大旗、祭出惩腐锄贪利剑,通过正风反腐提纯发展成色、提升改革质量、提振全民廉洁信心指数,为经济新常态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正风反腐步入新常态,党员干部切实体会到什么是“有贪必肃”,什么是“除恶务尽”。然而,有一些人却开始感叹“为官不易”,甚至想“为官不为”了,这种思想非常有害。严以律己、克己奉公,本来就应是领导干部的常态,管住嘴、管住手,从来都不是对党员干部的苛求。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才对得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反腐关键时候岂能拿“为官不为”来搪塞?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人尚且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爱民情怀和担当精神。今天,人民把权力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就更应当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为官避事平生耻”,该做的事就必须做。那些认为反腐败会让干部变得缩手缩脚、明哲保身,为官不为、不愿干事的观点完全是为不干事、怕担当找的借口和托词。事实上,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一方面清除了蛀虫,纯洁了干部队伍,增加了敢担当、勇奉献的正能量,大大提振了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另一方面净化了社会风气,树立了公正廉洁的社会环境,这些都将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扫清道路。
  笔者认为:反腐导致消费萎缩,更是不值一驳。消费萎缩戳破的只是“腐败经济”营造的虚假繁荣,是纠风反腐下经济回归正常的表现。也只有坚决反腐,我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环境的公正公平才有保障,干部群众才会充满信心,干事创业才有劲头、有奔头。这些,明眼人都能看得明白。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与我们正经历的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优化紧密相关,但也不用过度担心。看经济增长,不必总纠结于速度,更要看基本面。综合考察经济增长速度、城镇新增就业、调查失业率和居民消费价格四个指标,完全可以证明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从经济结构上看,尽管传统行业遇到不少困难,但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乏新的增长亮点。亚洲开发银行专家庄巨臣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取得鼓舞人心的进展,中国国内需求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业内人士更指出,去年GDP7.4%的实际增幅中,政府简政放权的一系列举措,是改善经济运行环境、正面推进“稳增长”的积极因素。无论是从国际国内的经验来看,还是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反腐败或许会带来阵痛,但从长远来看,从根本上看,坚决惩治腐败不但不会拖累经济发展,反而会通过凝聚正能量、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为经济新常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笔者认为:依法正风反腐,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让30多年改革成果不会付诸东流。
对于持续不断的正风反腐,群众有何感受和期待?细微之处见人心:连续几年的全国两会调查,反腐话题都高居前列;不久前的“汉语盘点2015”,“廉”当选为年度国内字。凡此种种都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正风反腐,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能凝聚人心、激浊扬清的力量。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些人认为,反腐败和群众利益无关。持这种论点者认为,反腐只是“高层政治”,对群众切身利益没有增进。不得不说,这种说法割裂了反腐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有机联系,没有看到正风反腐背后的政治逻辑和人心期待。
  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反腐败斗争成效如何,从社会风气的变迁中就能窥见一斑。三年多来,从“天价粽子”“黄金月饼”的下架,到私人会所的匿迹,再到之前让人望而却步的高档饭店改走平民路线,社会风气在细微之处的改变,折射出政治风气的焕然一新。改变背后,正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持续发力。而最有说服力的感受,来自那些经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和个人:原来需要半年的审批,不到一个月就下来了;到窗口单位办事,工作人员不再“冷冰冰”;“托关系、找路子”也不再成为烦恼……中国社会几年来的变化,让群众感到便利舒心的举措,又有哪一件和正风反腐无关?
   笔者认为:对中国发展有深入了解的人都会承认,改革事业始终是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一最大利益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发财致富,更不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谋取不义之财,而是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确保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事业扫除各种利益藩篱、破冰前行,离不开一支风清气正、勇于担当的干部队伍,必须依法正风反腐。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防止30多年改革成果付诸东流。这一正风反腐的“大逻辑”,需要反复申说。也要看到,部分群众认为“反腐与群众利益无关”,某种程度上是问题的反映,是责任传导不到位造成的,对此我们不必讳言。有些地方,吃拿卡要没有了,但变相的刁难出现了;“人情”和“面子”的干扰少了,但不作为现象突出了;一些领导干部嘴上喊得响了,却迟迟不见行动。凡此种种,直接损害了群众的获得感,也大大削弱了正风反腐带来的正面效应。对此,应该做的不是降低正风反腐的力度,而是恰恰相反。通过增强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将责任传导到每一个环节,才能改变“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现象。通过解决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县及以下基层党组织责任“虚抓空转”的问题,才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的效果。
 笔者认为:三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凡是正风反腐抓得好的地方和领域,群众的各项权益就能得到更好保障。这不仅仅是因为,正风反腐让群众增强了对党的信心,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心理获得感;还因为,举凡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不论衣食住行,还是医疗、教育、养老等,满意度的提升都有赖于更加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正因如此,中央才一再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政治生态得到不断净化,经济社会更加健康发展,广大群众才能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享受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是中国正风反腐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更是中国正风反腐的群众基础。
 笔者认为:“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是中央一贯的主张。三年多来,群众对反腐败的认同感和获得感越来越高。“歪风邪气在不断消散、清风正气在不断上升、好传统好作风在不断回归”,逐渐成为主流认识。未来,在“不敢腐”的基础上,还须完善“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同时更好地发挥公众监督作用,由此群众就不仅会持续有获得感,而且会成为正风反腐的积极推动者。
    笔者认为:反腐败从哪个角度都不构成不作为的“理由”,而是一块“磨刀石”,能把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干部队伍砥砺出来。
    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正在变成一个热点话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以某种方式导致了官员不作为。在日前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有媒体提出,一些官员被反腐弄得意志消沉,干工作变得消极,可能会对国家发展不利。一些批评此类现象的文章,也经常不假思索地评论:伴随着反腐的持续高压,一些官员患上了“反腐恐惧症”,为官不为的现象有所抬头。
    客观上讲,因为腐败行为得到了明显的遏制,干部不作为现象才凸显为众矢之的。然而,简单地说“反腐败导致干部不作为”,则有相当大的误导性。当前的为官不为,根据一些调查和干部自述分析,可分为三类情况。一种表现是职责缺位,基本不研究本职工作,热衷于跑关系,把困难和矛盾都往外推。另一种是不敢担当,害怕冒风险,担心踩红线,不太会在媒体与公众监督下开展工作,干脆开启“自保模式”。还有一种是怠工观望,鉴于现在规矩多了,审查严了,所以招商搁下了,项目不跑了,资金也不争取了,甚至牢骚话也多了,所谓“反腐影响发展”之类的谬论往往源自这一群体。
    都是不作为,但缘由并不相同,治理方式也不能一个样。前两种不作为,有长期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一个是绩效管理问题,一个涉及改革的行为边界问题,反腐风向只有间接影响。后一种“不作为”,确实是反腐高压态势的直接后果,但它只是一些干部的权宜之计。换句话说,这种“不作为”,只是从乱作为暂时往后退一步,其实根本不会满足于“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生活,而是想回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看着办”的状态。这显然是借由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问题来绑架反腐败斗争。
    保持全社会对于腐败的负面评价,对反腐败斗争非常重要。散布和渲染“反腐败导致不作为”的论调,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可能动摇反腐败的价值目标。它一方面把腐败视为发展或交易成本,在逻辑上以去价值化的方式来看待反腐败;另一方面,在现实角度则“暗示”以腐败方式解决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关于反腐败的谬论,对于维持社会上的腐败合作关系作用不小。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价值观问题不是务虚,不是偏离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而是最迫切的事,比很多其他问题都更为实际。这场价值观较量,没有后退的余地。
    当然,反腐败斗争从来不只在谁对谁错的层面展开,最终要落脚到个人选择的行动逻辑上来。腐败“有利于”发展的谬论,正是在后一个层面得到少数人的附和。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愿意容忍腐败行为,而只是缺少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契机,无力走出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满但谁都不动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出台“八项规定”做起,以作风建设为反腐败斗争打底,其实已经破解了“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转变作风的压力,已传导到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看到社会进步的趋势,不去夸大腐败行为“融入社会互动”的程度,坚决批驳“腐败可以容忍、有正面作用”的错误论调。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当前,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维系一个正向的价值体系兹事体大,这决不是饮鸩止渴式的所谓“好处”可以比拟的。对干部而言,新的要求是一体两面的: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败从哪个角度都不构成不作为的“理由”,而是一块“磨刀石”,能把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干部队伍砥砺出来。
笔者认为:为经济发展营造更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经济增长注入更持续的动力,正是反腐红利之一,也正是软实力的题中之义。
    一把利刃,假如任由污垢侵蚀,最终难免生锈变钝;一棵大树,倘若任凭蠹虫繁衍啃咬,最终必会逐渐枯萎。对于一个大国的掌舵者而言,尤其应该保持这样的警醒。也正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把打赢反腐败这场“无硝烟的战斗”,摆在关系国家兴衰、政党存亡、人心向背的高度来推进。“反腐是北京不可能后退的战争”,坚定不移的意志同样赢得外媒的认同。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脚步放缓,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渐起,在舆论场上混淆视听。比如,有的认为反腐是经济的“减速带”,把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归咎于反腐的深入;有的甚至认为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之恶”,没必要反腐。总之是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如此论调,值得警惕。
    先来看经济的换挡调速。“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大的块头和体量,再想依靠铺摊子、上项目粗放发展,再盲目追求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不仅国内条件不允许,国际条件也不支持。调整“挡位”,留足空间,才能更好地解决“成长的烦恼”,确保经济行稳致远。可以说,中国经济动车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并非燃油不足,动力不济,而是自我调整,主动控制,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遵循。把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归责于反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无视,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另一种论调,是把腐败当作发展的“润滑剂”。这种“发展逻辑”,只会让经济踏入沙上筑塔的歧途。试想,本该用于“再生产”的资金,却进了“私人腰包”;本该公开竞争的投资项目,却成了一些利益输送企业口中的“唐僧肉”,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后劲从何谈起?持续增长基础何在?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何以实现?由此言之,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越要踩下反腐的“离合器”。
其实,腐败永远是社会的“癌细胞”,廉洁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免疫力。一位企业家曾感慨,“真正实干的企业家都对腐败深恶痛绝”。即使一些一拍即合的腐败项目看似在短时间里产生了“效益”,但从长远看,暗箱操作多了,市场公平就少了;“潜规则”多了,正当竞争就少了。一个腐败横行的市场肯定不是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相反,惩治腐败,打击权力寻租,清扫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绊脚石,企业的交易成本才会真正降低,规则公平的投资营商环境才能真正营造,企业家也才愿意在此筑巢发展。就此而言,反腐绝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恰恰相反,它为经济注入了“防腐剂”。
     一个普通创业者的心声,值得聆听。“权力不任性了,不用千辛万苦找关系走后门了,创业者才能把心思放在创新创业上来。”本可以花在产品研发、质量改进等方面的精力,却不得不花在请客送礼、打点关系上,不仅抬高成本、影响效率,还会扼杀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剔除腐败的肿瘤,“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座城市的经济数据,值得深思。在南京,原市长和原市委书记因为贪腐,相继落马,曾引发一些人的担心:城市形象是否会受损?招商引资是否会“凤去台空江自流”?经济是否会“触礁”?9.3%的经济增速、9720亿元的经济总量、不降反增的服务外包执行额……过去一年的成绩无疑是对这种担心的有力回应:反腐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反而为“六朝古都”营造了一个更好的市场环境。窥一斑而见全豹。这样的成效,也一再印证着习近平总书记在铁腕反腐之初就作下的深刻判断:“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以贯之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也不可能得到巩固。”
     “反腐就是增加中共的软实力”。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曾如此评价正在中国上演的这部永不落幕的反腐“连续剧”。毫无疑问,为经济发展营造更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经济增长注入更持续的动力,正是反腐红利之一,也正是软实力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决遏制腐败现象势头蔓延,才能为中国经济赢得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笔者认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光明正大地查处腐败,正是反腐败得到群众高度评价、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原因所在。
“纸牌屋”是什么?在美剧《纸牌屋》里,它指的是政客玩弄权术的危险游戏。一些人将我们党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同“纸牌屋”联系起来,说反腐败是什么“权力斗争的工具”“排除异己的手段”。这些危言耸听的说法,果如其然?
    腐败是现代政治的天敌,有贪必肃、有腐必惩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反腐败是一种“政治需要”,那么这种“政治需要”特指执政党净化肌体、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需要,而不是其他。反腐败存在尖锐“斗争”,但这种“斗争”特指同腐败现象和腐败蔓延形势的较量,而不是其他。腐败问题关系生死存亡,如果任由“封妻荫子”“派系斗争”大行其道,结果必然是被群众“戳脊梁骨”、被历史“拉清单”。这是我们反腐败的初衷,也是党心民意所向。
    行动是最响亮的证明。中央纪委监察部开通门户网站及网站的手机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提高工作透明度,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反腐透明化在有条不紊推进;完善巡视制度,突破“同级监督”难题,落实“两个责任”,反腐制度化为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提供有力保证。随着制度反腐的推进,权力运行的“明规矩”大大压缩了“潜规则”的空间。反腐败不搞区别对待、看人下菜,也同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等不正之风势不两立。事实证明,反腐败不仅不存在“纸牌屋”,而且是“纸牌屋”的终结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光明正大地查处腐败,正是反腐败得到群众高度评价、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原因所在。
    如果反腐是所谓“权力斗争”,又怎么可能以全党全国之势正风反腐,连贺卡节礼这样的“小节”都不放过,连基层村官的腐败问题都抓在手心?谣言止于智者,一切自有明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少民间流传的说法在现实面前自我证伪?高官退休躲不过反腐调查,“平安着陆”的说法不攻自破;凡腐必反,除恶务尽的零容忍态度,足见反腐败绝对不是“敲山震虎”“杀鸡儆猴”;一些“大老虎”的落马也充分表明,反腐败全覆盖决不是一句空话,没有谁可以成为例外。
    有人把“纪委反腐”等同于“权力反腐”,这委实是对纪委职能的无知。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是党章赋予纪委的正当职责。党内纪律建设和纪律检查,不是法治反腐的对立面,而是法治反腐的有机组成。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个不同维度的内容,二者分别从国家和政党层面,形成对腐败的遏制。一厢情愿地将政党反腐等同于政治斗争,将强化政治纪律等同于打击异己,结果只会徒增谬论。
    “反腐是权力斗争”之类的说法之所以有市场,有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原因,有一些别有用心者的造谣,也与转型期社会心态有关。不管是出于“盲人摸象”的猜测,还是出于“造谣不怕事大”的心理,曲解反腐败的做法于反腐败无益,对法治信仰形成和政治素养提升同样无利。“政者,正也”,政治不像文学那般浪漫,也不如艺术那般自我,政治的魅力在众益,政治的美德在于审慎。就公众而言,需要克制“内幕”猜疑、政治“猎奇”的冲动,合理行使言论和质疑权利,而不能无中生有、道听途说,更不能以讹传讹、广布谬种。就职能部门而言,要进一步推动纪检公开和以案释法工作,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惟如此,方能破除“阴谋论”,从根本上防止少数人故意混淆视听、为腐败行为张目,让腐败零容忍真正成为社会直观印象。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社情民意是观察政治问题的晴雨表,反腐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关于反腐的种种谬论,根本遮掩不了反腐败工作的成绩,更阻挡不住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脚步。让反腐进程同社会期待双向调适、同步对标,我们一定可以顺利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既定目标。
笔者认为:党中央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不畏浮云遮望眼,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越往后越严。
    历经三年多的正风反腐,不管是放眼未来的百姓“信心指数”,还是短期可见的“观感指数”,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而,当“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之际,“反腐应当缓缓手”的杂音怪论也再次冒出。言不苟造,论不虚生,我们对此必须加以警惕。
    实际上,每到反腐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时刻,这种“悖论”就会蹦出来,混淆视听。当反腐大幕开启之际,有人说反腐只是一阵风,认为“反腐亡党”;当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落马后,有人说从此反腐可以歇口气了;当所谓“能人腐败”“官不聊生”备受关注时,有人说打狠了,查多了,搞得干部人人自危、发展处处受绊,认定“反腐影响经济,导致为官不为”。种种主观臆断,或是胶着时的不当担忧,或是小胜后的放松警觉,甚至有意在逻辑上将清廉为官和事业有为、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传递的是反腐“见好就收”的妥协论。这是对反腐败性质与形势的误读,对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决心和信心的低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为水也非一时之暖。尽管我国反腐已有“恶竹斩万竿”的新貌,但从“不敢腐”到“不想腐”还有很长距离。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依然是“严峻复杂”。我们要看到,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有些腐败分子藏得很深,会耍“飓风过岗,伏草惟存”的花招;有的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渗透,给党内留下政治隐患。当前,依然有官员私下里对以前的“风光”津津乐道,依然有百姓对“后门办事”“歪路获利”羡慕有加。这种社会病态心理,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腐败现象与扭曲的价值观互为因果,如果不除恶务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在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中,战鼓正擂,号角劲吹,岂能让“一阵风”吹灭士气,又岂容“歇口气”涣散斗志?
    反腐败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只能继续深入,不能半途而废。“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如是宣示,体现了一种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也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人民网一项调查显示,79%的网民盼望党中央以“霹雳手段”严惩腐败的步伐不变。可见,反腐“不捣黄龙誓不休”,是党心民心所向。
     从实践来看,反腐力度一年比一年大。2015年,无论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数还是审查中管干部人数,均为改革开放历年来的最高值,同时也是从组织调查到发布通报间隔时间最短的年份。贪官生存空间一年比一年小:“打虎”全覆盖,“拍蝇”无死角,“猎狐”不手软,并且反腐压力进一步深入国企、教育系统、科研单位等领域。制度的笼子一年比一年扎得紧:八项规定之后,中央制定出台了几十件党内法规,一张严密的制度之网已经结成。党中央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不畏浮云遮望眼,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越往后越严。大势如此,反腐不会有中场休息。“图垂成之功者,如挽上滩之舟,莫少停一棹。”岁末年初,陈雪枫、龚清概两只“老虎”相继落马,艾宝俊、周来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魏宏、王保安涉嫌严重违纪……开年反腐,雷厉风行,宣告惩治腐败绝不是“烂尾楼”,预示2016年拧紧的作风建设发条绝不会松下来,持续发力的反腐败战车绝不会慢下来。
 

       解读新修订的党纪国法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特约评论员:刘一田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贯彻落实两项法规的重要指示,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两项法规,使广大党员牢记各项廉洁自律规范和党的纪律要求,真正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树起来、立起来,执行到位。近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两项法规的颁布实施是在党长期执政和依法治国条件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实现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两项法规一正一反、相互配套,《廉洁自律准则》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党纪处分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中纪委副书记张军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两项法规修订工作从2014年至今历时一年多时间。中央纪委常委会4次审议修订稿。王岐山同志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两项法规修订工作,明确修订的方向、原则、路径、目标等重大问题;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部分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经中央批准,2015年9月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省(区、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对两项法规修订的意见。中央纪委对广泛征集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吸纳,形成了修订送审稿。2015年10月8日和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审议通过两项法规修订送审稿。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两项法规。可以说,两项法规的修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全党的意志,是开门立规、民主议纪的一次重大实践。
    笔者认为:自律准则让领导干部看得见、够得着。修订后的《廉洁自律准则》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针对现阶段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原则要求和规范,展现共产党人高尚道德追求,体现古今中外道德规范从高不从低的共性要求。这个“德”主要就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德法相依、德治礼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建设廉洁政治,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并对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提出了一系列正面要求。同时,党作为一个先进政治组织,要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必须加强正面引领,对其成员从正面明确廉洁自律行为规范。任何社会,公民不能都踩到法律的底线上,党员更不能全站在纪律的边缘。修订后的《廉洁自律准则》,以党章作为根本遵循,紧紧围绕着廉洁自律,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
    中纪委副书记张军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党纪处分条例》重新划分了违纪类型,张军表示,这次修订,按照纪法分开的原则,删除了与法律重复的内容,将违纪行为分为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行为六类。其中,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是打头、管总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组织纪律是规范和处理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之间以及党员与党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廉洁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在从事公务活动或者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廉洁用权的行为规则,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群众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处理党群关系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密切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保证,更具有执政党纪律的特色。工作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在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是党组织和党员依规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生活纪律是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涉及党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关系党的形象。
    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5类纪律,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关系人心向背,说到底都是破坏党的政治纪律。
    笔者认为:贯彻实施两项法规绝不能嘴上说说,两项法规颁布后,贯彻落实是关键。张军表示,《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颁布后,要在贯彻实施上下更大功夫,绝不能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
    笔者认为: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根据。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尊崇党章,牢牢把握党章这个根本遵循。这次对两项法规的修订,全面梳理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和廉洁自律要求,把党章中的有关要点突出出来,是对党章有关规定的具体化,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党章权威。比如,原“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主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8个禁止”“52个不准”作出了规定。这次修订,按照党章党要管党要求把适用范围扩大到了8700万党员;具体内容也落到廉洁自律更基础的要求。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规定的“四个必须”“八条规范”(包括党员“四个坚持”、党员领导干部“四个自觉”)等有关内容,都能从党章中找到依据。比如,党员要“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体现了党章第三条有关党员义务规定的基本要求。再比如,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体现了党章第三十四条有关党员领导干部必备基本条件的规定要求。《党纪处分条例》同样也是如此。比如,总则部分第三条规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章”等。分则部分各章更是具体体现了党章的要求。比如,根据党章规定的党员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的要求,在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中增加规定了“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的纪律处分条款;根据党章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要求,在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中规定了“擅自对应当由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纪律处分条款;根据党章第十条关于“四个服从”要求,在违反组织纪律行为中规定了违反“四个服从”行为的纪律处分条款;根据党章第三条关于党员“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要求,在违反群众纪律行为中规定了遇危不救行为的纪律处分条款等。 
 
    各级党委(党组)要按照中央通知要求,切实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按照两项法规去抓落实。一是要坚持以党章为遵循,坚决维护党章权威。要通过两项法规的贯彻实施,树立高尚道德情操、严明党纪戒尺,把两项法规,特别是党章要求真正刻印在心上。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始终把讲政治、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远排在首要位置,抓住这个纲,把严肃其他纪律带起来。三是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坚决纠正实践中存在的纪法不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底线等问题。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落实抓早抓小,坚持理想信念宗旨高标准,绝不允许突破纪律“底线”。

       

为加强党内监督中纪委派驻国家机关全覆盖

 特约评论员 刘一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中央纪委态度坚决、立行立改。2014年12月,中央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为派驻全覆盖确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2015年1月,经中央审批同意,中央纪委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等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7家派驻机构,其中5家实行综合派驻,为实现派驻全覆盖创新了方法、探索了路径。
    中央纪委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是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全面派驻根植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派驻工作改革实践土壤,坚持内涵发展、创新组织制度,内部挖潜、盘活存量,采取综合派驻和单独派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全覆盖。综合派驻改变“一对一”的模式,有效整合现有派驻机构的力量,做到精简高效。综合派驻纪检组在一家机关办公、管若干家的事,地位相对超脱,有利于聚焦中心任务,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增强派驻监督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
    笔者认为:实现派驻机构全覆盖,有利于强化党的自我监督,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各派驻纪检组主要负责人均已到位。下一步,中央纪委将按照中央部署,抓紧落实后续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完成纪检组组建,选好配强派驻机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央纪委要求,各派驻纪检组要边组建边工作,做好调整中的工作衔接,理顺工作关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各省区市纪委要按照中央要求,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结合实际推进本地区派驻监督全覆盖。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实现派驻全覆盖,就是要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答笔者问中表示,过去,中纪委没有向党的工作部门派驻,也没有向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派驻,有的行政机关也没有派驻,党内监督还存在空白地带,而有的空白恰恰是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关键部门。
    笔者认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地位重要,必须对党绝对忠诚。事实表明,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也非净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同样严峻复杂,同样存在管党治党不严、党的领导弱化的问题。“上行下效,上率下行”。加强派驻机构建设,首先就要抓住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这个关键,“把中央和国家机关38万党员管好了,对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最好的示范”。
    笔者认为:派驻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不能有“真空地带”。中央和国家机关权力集中、地位重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中枢作用,理应在加强党的建设、执行党的纪律上走在前列。如果看不住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中央和国家机关不能在从严治党上带好头,就谈不上以上率下,反倒会上行下效、带坏风气。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全面派驻,不仅强化了党内监督,更能促进中央和国家机关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最鲜明导向、作出最有力示范。
    笔者认为:任何权力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都有可能出现严重违纪和腐败问题。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案件表明,中央和国家机关也并非净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也同样严峻复杂,甚至容易出现“灯下黑”的情况。从已查处的案例来看,有的党组织党的意识淡漠,没有很好地履行主体责任;有的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断章取义、阳奉阴违;有的对党员领导干部管控不力、监督不严,权力寻租问题突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依然存在。追根溯源,就在于管党治党不严、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不落实、监督责任缺失。
    笔者认为:派驻监督的本质,就是上级纪委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对于派驻机构来说,不仅承担督促驻在部门党组织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的任务,还要履行对驻在部门的监督责任。同时,派驻监督的全覆盖,有利于加强日常监督,抓早抓小,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纪问题的发生。去年中央决定,中央纪委在中央办公厅等新设7家派驻机构,监督50多个部门和单位,取得了好的效果。实践证明,牢牢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切实履行好派驻监督职能,才能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切实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所有权力都要受到监督,党内监督没有例外。现在,中央纪委已经为省区市推进全面派驻作出示范。加强派驻机构建设,实现派驻监督全覆盖,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就定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有力保障。
 

 

解读“母老虎”吕锡文贪腐的真实贼脸

 
    笔者语:中纪委在对一个中管干部采取组织措施前,从问题线索收集到按照规定对相关线索和材料进行初步核查,再到提请审查的审批、依照规定决定立案,每一个环节都是极其严格、认真、谨慎的。说白了,在反腐败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打虎”也透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一份“战报”值得研读的信息有很多很多,不要迷恋于对时间、地域的浮想联翩、生搬硬套上。
    2016年1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吕锡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根据笔者梳理,在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所规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六项纪律之中,吕锡文违反了五项,只差一条就违反了所有纪律。
    笔者了解得知:吕锡文是十八大后落马的为数不多的“女老虎”。十八大后仅有三只“女老虎”落马,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是十八大后落马的首只“女老虎”,而吕锡文是目前落马的三只“女老虎”中最后落马的“女老虎”,还有一只是在这两人中间落马的“军老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副政委、纪委书记高小燕少将。吕锡文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打虎”31省市区全覆盖的最后一只“老虎”。十八大后打掉了100多只“老虎”,打掉的第一只“老虎”是“川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2015年11月,在中央接连打掉“宁夏虎”“上海虎”之后,北京成为唯一没有“老虎”落马的省市区;而就在“上海虎”——上海市委原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刚刚落马的第二天,也就是“光棍节”这天,北京有了“首虎”,而且还是一只“母老虎”。随着“京虎”落马,实现了全国省市区的“打虎”全覆盖。
    笔者认为:这只“女老虎”确实五毒俱全、无恶不作,“六个严重”足以说明其罪行累累。经查,吕锡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长期搞团团伙伙,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进行谈话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插手原任职地方的人事安排;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会所;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违规干预和插手执法活动;严重违反生活纪律,生活奢侈、贪图享乐。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等问题涉嫌犯罪。吕锡文这只“女老虎”顶风作案。中央早就指出,要重点查处“四种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而吕锡文就是这“四种干部”中的之一、之二甚至之三,正如中纪委的通报中说的,吕锡文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吕锡文身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一切行动都在中纪委的眼皮底下,居然还敢如此胆大妄为。在中纪委查办吕锡文腐败问题时,吕锡文操着一口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后边有一群政要人物况且还有一棵最大的柏树为我遮荫,我就是汉代“吕雉”也是当今最高组织,特别是吕锡文身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经的部下,不但不给老领导“扎起”、不知道感恩,反而反起干、对着干,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是可忍孰不可忍。吕锡文这只“北京女老虎”,很多人知道她“坏”,肯定不知道她如此“坏”。但是,不管以前如何“坏”,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坏”透顶了,现在也“坏”不到哪里去了,毕竟已经是“瓮中鳖”“笼中鸟”,即将成为“阶下囚”。
    笔者认为:“母老虎” 吕锡文一案看点着实不少,值得党员领导干部引以为戒。第一点,严重违纪。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共有六项纪律,而吕锡文除了群众纪律之外,其他五项纪律都是“严重违反”,可见其违纪行为严重性之一斑,“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有的已经突破纪律底线,涉嫌违法犯罪。第二点,带病提拔。无疑,吕锡文是一个严重的“病人”,而且其“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想一下,不难看出,吕锡文是一个典型的带病提拔干部。吕锡文何以能如此,也是值得检讨和反思之处。第三点,恶劣影响。吕锡文被称为“北京首虎”。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到北京市委副书记,其违纪行为影响之大、之深可想而知。北京为何处?北京是首都。地位影响自然不是其他地方能比。在这样一个位置,如此的严重违纪,在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工作、风气、形象等方面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第四点,暴露问题。六项纪律中,吕锡文五项是严重违反,而且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可见其心中没有纪律。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说她丝毫没有纪律观念、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一点也不为过。没有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的党员领导干部,恐怕也还不只是吕锡文一个。吕锡文暴露出了党员领导干部缺乏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的严重性。为什么中央、中央纪委一再强调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可以看出在党的建设方面,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中央把脉是完全准确的。第五点,彰显决心。吕锡文不仅是北京市委副书记,还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吕锡文在北京的影响力也可想而知。吕锡文被查,北京首虎落马,也再一次彰显了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彰显了纪律的严肃性,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没有特区、没有禁区、没有特殊党员的坚决承诺和态度。
笔者认为:吕锡文身为中央候补委员高级干部,明知“利剑高悬”,却目视党纪党规,完全丧失党性和理想信念、蔑视法纪,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吕锡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警示我们:不管职务有多高,权利有多大,只要是撞红线,破底线,触犯法律,都逃脱不了党纪“利剑”的惩处;这证明党中央持续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地震慑力;这告诫腐败者:不管有多么狡猾、“潜身术”有多高明,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大大小小的”老虎”大大小小的“苍蝇”,都将逐个逐个地一一被挖将出来,最终受到党纪国法最严厉地处罚,永远无处逃身!特约评论员:刘一田
    首都“母老虎”吕锡文因严重违纪贪腐被依法控制接受调查
特约评论员:刘一田
 2015年11月11日中央决定对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进行组织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意志,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立场。
 笔者了解得知:吕锡文生于浙江宁波,不过大学毕业后,一直就在北京工作,真正进入仕途的快车道是从1999年担任北京西城区区长开始,西城是北京经济最发达的城区,担任4年区长之后,吕锡文在2003年1月,顺利接任西城区区委书记,3年之后,又于2006年升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组织部长。她在组织部长一职呆了7年之后,2013年4月,吕锡文达到其仕途的最高点,从转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的吉林手中,接过了市委副书记一职。她在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吕锡文曾于2009年在推动北京在国内首创官员“裸学”,即对在职、拟交流提拔使用的厅局级干部、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实行集中免职,接受一年全脱产学习,学习结束后再重新安排工作,此举为了解决过去干部“脱产不脱岗”、无法安心学习的弊端,2009年到2011年,北京共有70多名厅局级干部被“裸学”,但此后没有再见到相关的报道。吕锡文生于1955年7月,今年7月已经年满60岁,不过吕锡文没有按时办理退休手续,从那时起,关于吕锡文可能会出事的传闻开始在京城官场传开。今年10月24日,也就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海外媒体就明确地点名称吕锡文正被调查。但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次日,10月30日下午,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吕锡文仍以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议。一时间,关于吕锡文是否被查又变得扑朔迷离。
 11月6日上午,北京市委市政府理论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议,吕锡文又参加了,在公开报道中,这是吕锡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一直以来,多少省市区相继有腐败有省部级“大老虎”官员落马。然而,宁夏、北京、上海一直没有重量级官员落马。因此,宁夏、北京、上海三地也一直为舆论广泛关注。然而,11月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白雪山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11月10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11月11日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至此5天时间,宁夏、北京、上海三地三老虎落马。至此也结束了宁夏、北京、上海三地反腐无“老虎”的历史。
 白雪山、艾宝俊、吕锡文三地三只大老虎相继落马,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中央反腐力度没有减少,脚步没有放缓。表明中央反腐绝不是一阵风。中央真正是做到有腐必反!也真正表明中央反腐不论涉及什么地方涉及什么人?一律绝不姑息!白雪山、艾宝俊、吕锡文三地三只大老虎相继落马,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意志,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立场。
 笔者认为:“十三五”计划时期,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如果说“十二五”之前是中国解决温饱问题、基本摆脱贫困的改革时期的话,那么,今后五年,是奠定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在这一个时期,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将是引领中国走向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重要思想和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到“三个自信”的重要时期,要看对理论、道路和制度是否自信,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党的廉政建设是否到位。“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手段。不过,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发展手段中的关键,党的廉政建设如果没有做好,其它的事情,就算短期做好了,长期还是不能持续的,甚至可能出现倒退。拉美的许多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可是,由于体制出现问题,社会和政治高度不稳定,才导致经济发展进入了长期的衰退状态。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斗争,是深得人心的。因为他们的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必要措施,也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非做不可的时期。
 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吕锡文的落马,是反腐斗争进入“全覆盖”的深水区,今后两年,也就是19大召开之前,中国的反腐斗争必定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北京被撕开了反腐的缺口,将使这样轰轰烈烈的反腐斗争更加有效,震慑力更加威猛。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也提醒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认真汲取教训,深刻反思、引以为戒。越要按规则正确用权、谨慎用权、干净用权,越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牢牢守住思想道德的防线,坚决不触碰纪律底线!
 
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应当正确领悟“十三五”规则
特约评论员:刘一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为中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谋篇布局,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在网上,在街巷,在工厂,在乡村,在全球各个角落,人们以各种方式关注这次重要会议。“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迫切需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指导具体实践,以更好地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从广大群众“有活干、有钱挣”,到越来越鼓的腰包;从越织越密的社保网,到拔地而起的保障房;从山区孩子手里热腾腾的营养午餐,到高考、户籍、司法等领域促进公平正义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民生改善成为人们最为深切的感受,中国梦呈现出厚重的民本底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宣示,化为指引发展的价值导向,激荡在梦想纷纷绽放的时代洪流之中。
 梦想的可贵,在于它不仅是指引前行的灯塔,更是砥砺奋进的动力。抚今追昔、畅想未来,不断攀升的幸福指数为梦想注入新的内容,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加高着梦想的海拔。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从安居乐业到天蓝、地绿、水净,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物质憧憬,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精神期盼,亿万个不断生长的梦想与时偕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奋斗热情,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力量之源。
 难走的路是上坡路,登顶前的冲刺最关键。在改革开放37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值持续上升,对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从现在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未来5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定性阶段。新旧问题交织,发展的瓶颈、成长的烦恼与转型的阵痛相互叠加,梦想之路不会一帆风顺,需要继续付出艰辛努力。
 
我党要以严的标准管理党员干部确保党的纪律成为钢性约束
特约评论员 刘一田
 笔者认为:当前,正值我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我党深入整治“四风”问题的关键时期。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也是各种“糖衣炮弹”进攻的目标,如何管住自己,严守“党纪国法”防线?这也是对新时期广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大考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强调指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就必须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意识,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带动全社会尊法、守法、用法,把党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我们党是一个有着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肩负着带领13亿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任务。新形势下党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面对着各种挑战和风险。党的奋斗目标越宏伟、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严字当头、从严治党。要以严的标准要求党员、严的措施管住干部,确保党的纪律成为钢性约束。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经历了无数风雨的洗礼和岁月的历练,总体发展是好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到新的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而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提出的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则又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风向标,就是要在工作中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坚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和准绳,严格按照党纪国法执纪查案,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取信于民。
 如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关键在于“严”字,治国先治党,治党要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醒我们,一定要把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到位,党内政治生活要严肃起来,让纪律更严明、让工作更严谨、让规矩更严格,让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成为全党上下的自觉。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国法,才能让全社会获得尊法、守法、用法的标杆,激发起对法治的信心和对法律权威的认同。而与时俱进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等,也在不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相关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重要法宝,尤其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只有使法律得到最忠实的执行和守护,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有最美好的发展前景,人们才会更幸福,社会才会更稳定,国家才会更富强。我们要真正做到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保持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做事不应付,做人不对付,把党纪党规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切莫做背离党纪国法的事,伤了群众的心,也断了自己的路,党员干部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笔者认为:心态要良好。良好的心态是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的基础,心态不正,就容易迷失方向,走向歧途。很多领导干部犯事之处,就是与人盲目攀比,在政治待遇上与职位高的比,在生活上与老板比,越比越不是滋味,越比越不痛快,越比越觉得不公,心态失衡,走向歧途。古人讲“今日居官受禄,当思昔日秀才时,又思日后解官时。思前则知足,思后则知慎。”这和老百姓讲的“知足才能常乐”实际上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知足”,不该得的,不要强求;不能得的,不要有非分之想。扪心自问,领导干部待遇和生活水平要远在普通群众之上,老百姓尚能知足常乐,为什么领导干部就非得盯着车子、房子、票子看,多想想人民群众的需求,多看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不知足的。
  笔者认为:代价要算清。廉洁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没有廉洁自律的觉悟和意识,就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资格,即使当了领导也会“出事”。 如果丧失原则,干了违法乱纪的事,就必然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所有辛勤努力都会毁于一旦,公职没了,党籍丢了,政治前程断送了,也给党和政府威信、干部队伍形象带来了严重损害。所以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想一想利害得失,认一认腐败成本,算清“六笔账”:政治账——自毁前程,经济账——倾家荡产,亲情账——家庭破碎,名誉账——身败名裂,自由账——身陷囹圄,健康账——身心憔悴。不要被灯红酒绿迷了眼,被眼前利益迷了心,一失足成千古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好权、用好权,才能政途平稳、持久。
  笔者认为:位置要摆正。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当官就是“妻贵富子、殷实家庭”,认为领导就是吃饭可以签单,旅游可以报销,公车可以代步,集体资源可以享用,于是挥霍公款不当回事,陶醉于出则前呼后拥、住则豪华宾馆,事有人办、常有人求的状态。这种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领导干部即使不走向腐败堕落,也行之不远,没有任何前途。所以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为谁掌权、为谁用权的问题,认清“官”是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民服务的工具,自觉做到勤政廉洁、严格自律,摒弃特权思想,真心实意为民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木受绳则直,人守规则正”。领导干部只有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时刻用正反两方面例子来警示自我、净化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自我,自觉做到遵纪守法、令行禁止、纯洁交往,才能始终坚守住“党纪国法”防线,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有效管理确保正确舆论导向
特约评论员刘一田

  
    近些年来,我国舆论宣传战线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深入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思想和各项政策措施,及时报道各地和各条战线在改革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舆论宣传领域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一些媒体不时出现一些噪音杂音,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问题仍然存在。加强舆论宣传阵地管理不能有丝毫松懈。
  新形势、新阶段给舆论宣传阵地管理带来诸多困难与挑战,新的形势给舆论宣传阵地管理带来一系列困难与挑战。
  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对舆论宣传管理的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这一阶段,如何让舆论宣传正确把握大局,准确反映社会现实,既要使新闻宣传与社会大众的现实感受相吻合,又要为社会群体释疑解惑、引领方向,管理难度陡然增加。
  新型媒体迅速发展对整体舆论宣传管理的挑战。近些年,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媒体舆论场”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一些负面报道多由它产生并放大。而我们对这些新媒体的管理与指导尚缺乏经验。
  全球化和西方媒体介入对我舆论宣传管理的挑战。在中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西方媒体的目光也越来越多地投向我们,这里有比较客观中肯的报道,也有基于他们的价值观作出的不实报道,还有居心叵测的恶意丑化。我们国内的媒体如何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中“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对一些热点问题“不失语”,同时又把握正确导向、以正视听,难度不可谓不大。
  人们思想意识变化对整体舆论宣传管理的挑战。当今社会,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明显,我们如何能既适应人们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层次性日益分化细化的特点,又能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一个严峻考验。
  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对舆论宣传管理的挑战。各种媒体竞争加剧导致媒体收视率、发行量日减,广告额、销售收入徘徊不前乃至下滑。在求生存、图发展的巨大压力下,一些媒体常常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让位于追求经济效益,这又增加了对舆论宣传阵地管理的难度。
  以倡导改革之名,制造噪音杂音,扰乱人们思想。大家认为,当前媒体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基本没有,对国家根本制度、民族、宗教、军事、突发群体事件等一些敏感问题也能遵守纪律基本不涉及,但少数媒体借倡导改革探索之名,以言论或专家访谈形式制造一些类似“民主社会主义“的噪音杂音,须给予高度警惕。
  新闻监督无序,将一些负面问题炒热、放大。一些宣传部门和党政干部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负面问题、社会阴暗面。他们将之概括为“热点报道三步曲”:先是报道事件——继而放大炒作——最后深度反思,而反思往往就会走偏方向。
  过分注重吸引“眼球”,热衷低俗报道,甚至制造虚假新闻。
  丧失职业操守,对“有问题”的被采访单位敲诈勒索。一些媒体记者以曝光被采访单位问题为由,向对方讨要“广告费”、“赞助费”乃至直接要钱。而被敲诈单位抱着息事宁人态度,往往花钱消灾、敢怒而不敢言。
  产生上述问题有个别人素质低下、管理有漏洞、或有制度但落
  实不到位问题,但在笔者看来,产生这些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是与个别舆论宣传单位或这些单位的决策者的错误认识有关。归结起来,有以下一些错误认识:
  将“正确导向”和“市场取向”对立起来,不能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真正落实到采编业务具体过程中。都市类媒体认为“都市媒体找市场、坚持导向交给党(党台、党报)”、“讲导向是党报的事”,而个别党报也错误认为“坚持正确导向会被边缘化,甚至对坚持正确导向、服从大局抱“委屈”、“牺牲”心理。
 将宣传规律与新闻规律对立起来,认为“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等主题宣传是规定动作、宣传任务,这方面内容多了,会妨碍按新闻规律办事,会影响可读性、收视率、发行量”。
  受西方新闻学观点影响,将履行职责、发挥媒体作用片面夸大为“第四方势力”“社会良心”“社会公器”。在从事舆论监督时,以“公众代言人” 自居,有意无意将政府视为“对立面”,动辄向职能部门兴师问罪;在代表群众利益时,经常将对个体诉求的判断、具体个体利益的维护上升为整个群体的判断与维护。
  将“舆论宣传阵地意识”削减为“单位意识”“山头意识”,对宣传主管部门的指导管理采取敷衍、应付态度。
  笔者认为,当前加强舆论宣传阵地管理,必须强调两条:一是对那些坚持正确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维护国家的利益、确保新闻真实性等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应要求新闻媒体把上述原则作为一条“底线”不折不扣完全做到,作为自己应尽职责全力以赴全面履行。二是在具体管理过程中,要更多注重依法管理、靠制度管理、科学管理、遵循新闻规律管理。
  笔者就加强舆论宣传阵地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宣传主管部门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应一视同仁地要求所有舆论宣传媒体做到这一点,要求媒体从上到下坚持这一条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坚持正确导向是各级媒体、各类媒体包括都市媒体、网络媒体共同的职责,是媒体内部从决策者到普通采编人员共同的使命。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人正在形成“网络最自由、都市报次之、子报子刊又次之、主流媒体管得最死”的看法,而现实网络的火爆、都市报的兴旺,则会进一步误导媒体,动摇一些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自觉性、坚定性。
 要进一步规范舆论监督问题,确保新闻媒体依法监督、科学监督、建设性监督。一些党政部门、宣传主管部门反映,现在的舆论监督越来越难以“招架”,一有事情发生,就招来一大堆记者,好说歹说都劝不走,而许多记者出发点成问题,只是为了炒作、吸引眼球。应确保媒体必须坚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着眼于改进工作,抓住群众关注、党和政府重视的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舆论监督。
  宣传主管部门要指导媒体调整现行对舆论宣传过分看重“收视率、采用率、发行量”的评价体系,让媒体清楚“坚持正确导向”不是一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孰重孰轻的问题,而是一个“坚守底线”、“负责任媒体”问题。
  宣传主管部门应要求新闻媒体切实加强对新闻采编人员的管理。要通过多种形式培训采编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指导并要求媒体真正建立起一套对采编人员准入、评价、激励、惩罚、退出的制度,尽快改变目前部分采编人员有新闻意识、缺大局意识,重业务能力、轻政治学习,顾个人发展、忘社会责任的现状。
 
 
罪犯军棍谷俊山因严重违纪腐败被依法判处死刑
特约评论员 刘一田
  
    2015年8月10日,军事法院依法对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谷俊山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衔。案件审理期间,军事检察院补充起诉谷俊山犯行贿罪。
  中国军事法院负责人就案件审理相关问题回答笔者提问时表示,军事法院经审理认为,谷俊山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行贿、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鉴于谷俊山归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且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依法对其所犯贪污罪、受贿罪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所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所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所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衔。该负责人说,案件审理中,军事法院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确保案件裁判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该军事法院负责人还向笔者表示时说,鉴于案件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军事秘密,依法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谷俊山案件重大复杂,犯罪涉及面广,调查核实证据难度大。受案后,经依法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多次延长审理期限。期间,军事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后,补充起诉谷俊山犯行贿罪,依法重新计算审理期限。对军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谷俊山案其他人员,军事法院严格依法进行审理,公正作出裁判。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10日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谷俊山是军队反腐落马的标志性人物。此次对谷俊山的判决结果没有超出预期,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体现。对他的死缓判决,既体现了对他重大犯罪事实的严厉惩处,也体现了对他有立功表现的从宽处理。
庄严的法槌已经落下,谷俊山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衔。被坊间称为“军中第一贪”的谷俊山,受到法律严惩完全是罪有应得。这再次告诉世人,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决心意志绝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绝不止步,军队反腐肃贪绝无禁区。
  这一严正审判是正义与邪恶较量的胜利。谷俊山作为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官至中将,位高权重,自认为是座“山”,背后还有更大的“山”,没人扳得倒他。他管钱管物管房管地,本应成为军队的“红管家”,却变成了“大蛀虫”,有恃无恐、贪得无厌、肆意妄为。在谷俊山案查处问题上,党中央排除干扰、果断决策,军中正义力量嫉恶如仇、坚决斗争,军队政法部门重拳出击、一查到底,打开了军队反腐肃贪的突破口,开创了军队革弊鼎新的新局面。通过严惩谷俊山,有力弘扬了清风正气,提振了军心士气,凝聚了强国强军的正能量。
  这一严正审判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标志性成果。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谷俊山案案件之重大复杂、犯罪涉及面之广、调查核实证据难度之大、社会关注度之高,都是近些年来军队司法实践中少有的,整个案件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审判都严格依法进行,军事法院依法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多次延长审理期限,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确保证据确凿、审慎严谨,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在案件量刑上,不被舆论裹挟,不被情绪左右,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确保了司法公正。对谷俊山案的严正审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司法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于捍卫法律尊严、弘扬法治精神、强化法治信仰,加快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进程,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严正审判对震慑贪腐正风肃纪具有重要意义。谷俊山这样一个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目无法纪、滥用职权,靠贪污贿赂、搭“天线”搞关系等不择手段上位的人,虽然得势猖狂于一时,但最终难逃法律严惩。这对于那些至今还不收敛、不收手或抱有侥幸过关心理的人来说是有力震慑,无论是谁,胆敢以身试法,必将演绎由“山”顶摔到“谷”底的人生悲剧;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是深刻警示,谨记今天输送给你的“好处”就是明天毁灭你的“炸弹”,必须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格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说到底,就是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这是为官之道、做人之本;对于广大党员和部队官兵来说是鲜明导向,就是要坚决抵制各类“潜规则”,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爱岗敬业奉献,走靠实干立身、靠实绩进步的人间正道。
在信息网络时代,谷俊山那些事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淹没于层出不穷的舆论热点之中,但留给这个社会的思考和镜鉴不应轻易翻篇。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实现由大向强的历史进程中,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需要勇敢面对和克服,而打好反腐这场硬仗是必须迈过的一个“坎”。没有哪一次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这支不曾被战场上的敌人所征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压倒的人民军队,一定能够战胜腐败、实现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谷俊山等军内腐败现象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全军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指示,强力正风反腐,治标治本并重,扎实推进强军兴军,取得了明显成效。反腐烈火除去的不过是沉渣锈铁,留下的才是淬火精钢。历经反腐洗礼的人民军队,正以崭新的姿态在强军兴军征程上阔步前行。
 
 
资深学者法官奚晓明因严重违纪腐败被依法拿下立案审查
特约评论员:刘一田
 
 笔者获悉: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奚晓明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奚晓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背依法治国决策部署;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公款接待;违反保密纪律,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民事诉讼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其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奚晓明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本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他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纪,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奚晓明开除党籍处分;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责令退赔违纪款;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笔者认为:中纪委对奚晓明的定性无疑“严重”得多:多了一个严重违反“政治规矩”,这是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的一个新词;多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决策部署”、“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多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同时,还多了“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其中“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是十分严厉的措辞,表明奚晓明仍有很多更深层的问题在进行调查。
  笔者认为:最高法是我国最高审判机关,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律途径的终点。如果这个关口出问题了,那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作为司法系统高官,却因涉违法而遭遇覆辙,这无疑令人唏嘘:一方面,这证明了中央“高位打虎,低位除蝇”的高压反腐态势仍在继续,不存在“就此止步”一说;另一方面,尽管奚晓明具体的涉嫌违纪违法情节尚待进一步的披露,可身为执司法牛耳者却犯了法,这种角色错位也着实耐人寻味。
 笔者了解得知:行内人对奚晓明的落马并不意外,他去年就曾被中纪委约谈过,并与山西的官商有勾连;去年一年系统内人士对他的举报也一直没停止过。这些尚需确证,但可以肯定,作为资深司法工作者的奚晓明,未能守住以身守法的底线。公开资料显示,奚晓明并非首个落马的司法系统高官,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曾于2009年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于2010年因贪污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他被称作1949年以来中国因贪腐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而奚晓明则步其后尘,成了十八大后落马的法院系统“首虎”。
  笔者认为:将奚晓明落马置于反腐和依法治国的维度下打量,也会发现,其落马有着多重指涉性:眼下有些人抛出了“打虎放缓论”,可“刑上奚晓明式的司法高官”表明,反腐的广度、辐射面在拓宽。而如果从司法层面看,奚晓明的被查,也彰显出对司法系统内腐败的容忍度在降低。在法治国家,司法被认为是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能否发挥作用,作用发挥情况如何,也考验着司法从业人员的价值坚守,换言之,作为法官自身必须有着正义担当。西方有位哲学家就说,“如果社会上追求完人的话,那么法官就应该是完人。”实质上,法官的德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比其学识对司法正义的影响小。而个案正义的体现,往往也需要法官法律素养、良知支撑下的裁决。如果法官自身不信法,而是悖逆法规,那很难指望他能成为司法正义的一道屏障。而作为司法高官的奚晓明执法犯法,对舆论冲击更大:要知道,最高法是我国最高审判机关,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律途径的终点。如果这个关口出问题了,那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显然一些司法官的腐败也是最无法容忍的腐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纯洁的司法干部队伍,这就需要对司法系统内部的蠹虫及时揪出来,不能让司法“卫士”成为司法正义的侵蚀者。尤其是最高法,作为人们眼中“一锤定音的地方”,更应将廉政守法视作生命线,不允许有任何人凌驾在法治正义之上。
 笔者说句实话:奚晓明的落马让我很诧异,不仅是我,许多人也会大跌眼镜。一是他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给法官们上廉政课的;二是他是一名“学者型法官”,更应当懂法守法;三是在7年前,同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黄松有落马,这对于他不能不是一个提醒。但是,他还是落马了。
  笔者认为:不能过于自信大法官就一定会廉政。坐在台上讲廉政课的某些领导,并不一定可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领导,并且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天天给下属上廉政课,就会带头守法,有时恰恰相反,这些领导往往是希望别人守法,而自己可以逍遥法外。
  笔者认为:“学者型法官”同样不可靠,不是有学识,就会按照书本上的道理来行事,知道是一回事,行事是另外一回事,并不罕见,对于学者也不要过分自信。
  笔者认为:也别太相信前车之鉴会让官员警醒。黄松有的落马或许对于奚晓明有过警醒,但利益面前,人的贪婪往往会战胜这种警醒,所以,这种警醒或许仅仅是一时,或许只是让他的腐败更隐蔽一些而已。想想河南几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事例,我们就别指望前车之鉴能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奚晓明的落马,却又在监管上敲响了警钟,该如何监督大法官们?不仅是奚晓明、黄松有,各省的高级法院院长落马也不在少数。一般的官员腐败污染了水流,大法官的腐败则污染了水源,但我们对于法官的监督并不到位,对于大法官们的监督更是松懈。身居高位的大法官们更应当受到监督。
总之,不管是否大法官,是否“学者型法官”,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人性的弱点,对于位高权重的的官员,特别对于掌握裁决他人命运的大法官,不要轻信他的学识,也不要轻信他头上光环,都必须加强监督,将其权力的制度关进笼子里,才不会让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继续严厉打击司法官员腐败。
 
 
严管网络安全与网络实名制
特约评论员 刘一田
  
    维护法纪加强全民责任感,实施实名制后不在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和恐慌,实名制后必定会绝对会抑制这种违法的行为,比如网络诈骗、盗窃、造谣生事、病毒传播、诽谤、黄赌毒蔓延和恶意攻击等等,同时又能避免匿名化状态下的种种弊端,终将认识到网络责任和网络诚信的重要意义。
  网络实名制包括网上言论实名制和网站实名制,是当前网络媒体建设的突出问题。为切实保障公民的正当言论自由,实行网上言论实名制不仅迫在眉睫,而且网站实名制也成为紧迫问题。网络匿名制酿成的网络谩骂、网络谣言、网络欺诈和人身攻击,造成无数媒体伤害,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屡受其戮。当前,不是什么人愿意不愿意实行实名制的问题,而是滥用话语权设伏的网络“炮烙”,激起无数网民的愤慨,强烈要求网站建立实名制。
网络匿名:“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网络作为最便捷的媒体,每个人都可以用它高谈阔论,讨论时事政治,讥讽世态炎凉,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创见。新兴媒体这一优势,由于信息难以把关,或被一些人用来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攻击他人,肆意发布不实消息。这并不是网络自由,而恰恰是一种肆意发泄的快感。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利用网络恶语伤人,以邪恶的言论自由压制正当的言论自由,以恐吓、威胁他人的正当话语权为目的。这种恶意的“言论自由”正是对别人自由的践踏,应当彻底铲除。
  每个人,不论他持什么意见,只要他冷静地观察、诚实地说出他的意见,都应当享有言论权,积极参与社会讨论。但他必须尊重他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维护社会安全,对言论的后果负责。从最高境界看,言论自由的真谛在于表达真理,无论他批评政府官员还是普通人,至少在他心中真诚地认为这是真理,用严肃、真诚的词语对事物做出说明。即使他的意见错误,只要以善意和追求高尚为目的,就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界限。利用网络匿名发表污秽的言论却是对这种权利的践踏,不仅降低讨论的标准,而且败坏社会良知和风气。
网络实名制:弹性、强制性并行不悖
  网络实名制无须在一切网络领域实施,更没有必要在舆论监督方面强制实行。它更适用于针对某人、某种观点发表否定性的意见,特别是发表攻击性的言论。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发扬言论自由的更大作用,不如说是为了推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推进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就此而论,网络实名制具有弹性和强制性,对不同网络领域和言论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并非一律强制实名,也并非全不实名,使网上言论者能够承担责任,让自由和责任处于平衡状态,以至达到遏制恶意攻击和压制正当批评的目的。
  网上匿名揭发是群众监督官员的主要途径。实名举报有利于案件调查,应当提倡,但不易强求。如果要求实名举报,对举报人的信息无法保密,对举报人的安全难以保护,就很难实行。在香港,民众实名举报比例在70%以上,几乎没有发生打击报复现象,因为廉政公署有一套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能够为举报人提供严格保密、人身保护,直至迁居、重新安排工作。
  网络匿名举报也给案件调查带来难度,可能使揭发成为“无头案”。有的违纪犯罪事实只有匿名举报人知道,找不到举报人,在客观上同样保护了社会丑恶。为了保护举报人和迅速查处案件,实行网络实名举报应采取特殊方式,即实名只记录在注册阶段,发帖时可以使用假名。无论网站还是司法纪检部门,都应为网民的真实身份保密,泄密者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网民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最好在网上实名发表。这样政府部门就能够进一步向网民征求意见,推动问题的解决。如果网民出于某种考虑,不愿实名发表,也无须强求。网上言论自由的宽阔天地始终向网民敞开。政府部门对网民的批评建议,不管署的是真名还是假名,都应认真听取,对有价值的建议认真采纳,切实研究可行的解决办法,把落实的情况及时在网上公布。
 网站对博客和微博作者应实行实名注册。为其提供优质化服务,不仅出于管理的需要,也是发现和推荐优秀博客作品的必要措施。要求博客作者在后台注册真实信息,发表博客文章究竟使用匿名还是真名,完全由自己决定。采用“前台匿名”和“后台实名”,是博客管理的最好方式,不会影响网上言论自由的积极性。我国现有323万个网站,用户自由利用这一庞大平台创建论坛、聊天室和个人主页,网站根本没有能力管理,鼓励网络言论发表者后台实名,正是为了让网页创建者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自觉接受公众的